楔子：
明朝成化十八年，内阁次辅刘吉遭遇了一件令他颇为尴尬的事情。那时，刘吉奉旨前往江南巡查，途经浙江淳安时，他突然想起自己曾与商辂共事多年，而商辂已告老还乡，定居淳安。出于对这位前辈的敬意，刘吉决定亲自上门拜访商辂。当刘吉抵达商辂的家中，商辂出于礼仪，让自己的一众儿孙前来拜见刘吉。很快，刘吉便见到了商辂的儿孙众多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向他行礼，刘吉带去的二十多份见面礼竟然显得不够，商辂深感自豪。
《明史·商辂传》记载了当时的情景：商辂感慨地说：“吉与公同事历年，未尝见公笔下妄杀一人，宜天之报公厚。”他意思是，刘吉曾与自己共事多年，自己从未见他做出不公正的事，而如今，商辂的儿孙满堂，看来这是命运的回报。
展开剩余86%在成化年间，商辂和刘吉的政治风格截然不同。刘吉在内阁担任了17年，实际并没有做出多少实质性的贡献，他和万安、刘珝常被称为“纸糊三阁老”，即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位。与之相比，商辂是一位真正的贤臣，他入阁19年，始终保持端正的品格与正义的行为，堪称“贤相”。当时有一种说法：“我朝贤佐，商公第一”。
本文将通过史料，深入探讨商辂的宦海沉浮，揭示这位三元及第的内阁首辅在明朝中期的历史地位。
商辂（字弘载，号素庵），浙江淳安人。据《商文毅公墓志铭》记载，商辂的祖先商瑗，原为西夏的都知兵马使，宋仁宗时期归附宋朝，得到土地定居，商家世代耕读，逐渐成为名门望族。商辂出生在永乐十二年（1414年），自幼聪颖，被乡里誉为“神童”，十余岁便中了秀才。宣德十年，21岁的商辂在乡试中名列第一，成为解元，十年后进京参加会试，又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为状元。这样的人才能一连中解元、会元、状元，被称为“三元及第”，这在古代科举中是极高的荣耀。
《明史·商辂传》记载道：“终明之世，三试第一者，辂一人而已。” 这意味着，商辂是明朝唯一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。虽然有一些争议，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则称商辂是继洪武时期的黄观之后的第二个三元及第，但无论如何，这并不能掩盖商辂在明代的学术地位与声誉。
商辂在正统十年考中状元，那时正值太皇太后张氏已故，只有年迈的杨溥辅政。明英宗朱祁镇当时正试图摆脱老一辈权臣的束缚，寻找适合的人才来辅佐他。商辂作为状元，极得朱祁镇的青睐，很快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，继而被调至东阁观政，成为重点培养的对象。
《明史》曾称商辂：“丰姿瑰伟，帝亲简为展书官。” 商辂才俊出众，身材俊朗，明英宗将他任命为自己的展书官——实际上就是作为皇帝的文学顾问，负责辅助皇帝读书、翻阅文件。这一职务看似微不足道，却实则为商辂提供了接近皇帝的机会，也使他在政界的影响力不断上升。
然而，命运的波折总在不经意间降临。正统十四年，明朝爆发了震惊全国的“土木堡之变”。明英宗亲自带领50万大军出征，却在土木堡惨败，被瓦剌人俘虏，震动朝野。当时，京城陷入混乱，孙太后宣布立年仅3岁的皇长子朱见深为太子，由朱祁镇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。此时，瓦剌人进逼京城，整个局势风雨飘摇。面对危局，于谦等人建议推举郕王朱祁钰为帝，形成以朱祁钰为中心的过渡政权。
当时，朱祁钰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，提拔了两位状元——商辂和彭时进入内阁。商辂虽然年轻，但由于他的学识和名声，以及尚未深陷于太上皇朱祁镇一派的局面，因此迅速得到提拔。商辂和彭时这两位状元在内阁中并肩作战，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远见与卓越能力。
商辂与彭时虽然都身为状元，但性格迥异。商辂雄心勃勃，计划在内阁中大展拳脚，而彭时却认为自己资历尚浅，数次以“回乡守孝”为由推辞。然而，朱祁钰坚持让彭时留下，两人最终一同步入内阁。
在景泰元年，随着瓦剌退兵，内外形势逐渐稳定。商辂和彭时在内阁中通力合作，支持于谦的抗敌政策，同时处理政务，展现了出色的行政能力。商辂更是因其卓越的领导力，在处理危机时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。
景泰八年，朱祁钰因病去世，内阁局势风云变幻，朱见深继位成为明宪宗。在此期间，商辂和彭时不仅要面对权力斗争的复杂局面，还要处理朝堂上的诸多事务。
商辂的品格与能力，始终让他在乱世中脱颖而出。他不仅在政治上坚持正义，在民间事务上也展现出了极高的责任感。正如《明史·商辂传》所述，他为百姓安定粮食供应、主持土地争夺案件，诸多事宜都见证了他为民请命的精神。
然而，随着朱见深对宦官汪直的袒护，商辂的政治地位逐渐受到挑战。最终，他因坚持正义与道义而遭到贬黜，结束了自己作为内阁重臣的生涯。尽管如此，商辂并未因此放弃为国为民的初心，他回到家乡后，继续以乡绅的身份，协助乡民，致力于地方建设。
商辂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即使他已退休，依旧在百姓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他的事迹至今仍被后人传颂，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、最具道德修养的宰相之一。
《明史》对商辂评价道：“自三杨外，前有彭、商，后称刘、谢。”他不仅是明代伟大的宰相之一，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贤臣，深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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